中国县级政府财政预算行为 本研究描述了西北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县级政府预算决策机制。揭示出现存的机制导致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参与预算过程。其次，公民需求与政府支出重点之间相脱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公平性缺失，那些最贫困、最需关注的公民的需求被置于视界之外，因此他们必须在政府预算范围之外自筹自办解决其公共品需求问题，这是导致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的一个原因。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如果仅强调缩减预算外经费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相反，如果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重点不变、如果其背后的政治决策架构不变，上述的这些问题将继续存在。 　　引言 　　过去三年中，中央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预算改革，包括新预算编制及审议方法的引入，新预算科目的采用及加大预算的监督与审计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确保预算在促进财政秩序稳定、提高管理问责制度和公共服务绩效方面发挥其正常的作用。[1]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200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演讲中指出：要加快改革的步伐，特别要继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进一步改进和规范预算编制。 　　部门的预算外收入要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部门预算要全面反映部门及所属各单位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状况，支出要透明。他也强调，加快地方部门预算改革步伐，扩大省级财政实行部门预算的范围，地（市）级财政也要为扩大部门预算改革作好准备，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在县级财政进行部门预算改革试点。 　　预算行为本质上是政治行为。长期以来，无论在何种经济形态下，对财政预算的控制都被认为是决定性的。预算决策模式直接表明了政策制定过程中及政治舞台上游戏者之间的权力分配。[2]因此，任何预算改革的成功都受制于现有预算体制的政治架构。实际上，预算改革背后所隐含的就是权力的再分配。 　　通过对文献的查阅，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在对中国改革趋势的探讨、各级政府部门公共支出模式的分析以及对进一步深入改革的建议等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然而，探讨地方政府预算问题的研究却相当缺乏。在所查阅的文献中，对此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讲有两条线索：一，现有许多研究主要关注中国财政体制的转型问题，即计划体制下的中央集中体制如何向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分权体制的转变。这些研究的重点通常聚焦于中央、地方之间关系的演变，而这种关系变化主要源自两者之间的财政责任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责任与财政能力的失衡已经引起关注。一方面，在现有的分权趋势下，许多公共服务的提供已经委托给地方政府；另一方面，财政税收却有集中于中央的趋势。二，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中国财政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量预算外资金。世界银行指出，中国财政收入是很少的，仅占GDP 的14％。然而，预算外的资金收入却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预算作为引导公共支出的工具的有效性受到了很大的制约。[3]因此，学界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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