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任命的中国思维 就如同每年年底很多公司集中花掉没有用完的预算一样，每年的年底也是中国最大的股东——国务院国资委行使自己用人权的集中时段。于是，我们从网上看到，许多国资委所属特大型公司的高层人员进行了调整，包括中粮的周明臣退了，华润的宁高宁接班了。 　　 更早几个月之前，国资委将占中国通讯市场95%以上份额的四大电信公司：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中国联通的掌门人做了调整，相互进入对方当一把手。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我们能看出点什么？ 　　 在四大电信巨头相互对调的消息公布后，除了《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女士公开质疑这违反了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同业禁入”规则之外，多数媒体都将这种人员决策解读为3G牌照的发放做准备。这一次，多数媒体对宁高宁上任中粮的任命又多解读为“宁高宁去中粮是当一把手，所以是升职了”。这样的解读，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毛病，但没有挖掘事情的深层次问题。 　　 国务院国资委所属的181家特大型国有企业，如果就全国范围而言，是真正的国家级“长子”公司群体，是各行各业里的“中国国家队”，代表了中国行业的最强实力和最高水平。这群公司，从产业类型角度区分，可以分为两种公司：从事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性业务公司”和从事非垄断性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公司”，我们把垄断性业务公司比作“青藏高原”，把非垄断性业务公司比作“四川盆地”。从公司经营业绩角度区分，可以分为另外两种公司：业绩在自己的努力下蒸蒸日上的“绩优公司”，和业绩在市场竞争下日益下滑的“绩差公司”。 　　 下面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种视角，来分析一下发生在2004年的国资委所属特大型企业这群国家长子群体公司的领导的调整所折射出来的“中国文化潜规则基因”。 　　 首先，谈谈四大通信公司老总的互换。 　　 三十年前，在文革后期，小平同志曾给毛主席提出过一条著名的建议：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应该说，这是一次正确的政治决策。但如果四大通信公司一把手的任命中也采用政治决策的做法，我们认为，即使不是下策，也不会是上策。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上，企业家的出现是既晚又少。我们党对企业家的管理规律的认知，相对于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比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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